在产业繁荣发展的当前，我国医药创新研发人才缺口不断加大，研发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研发人才除了数量之外，是否还存在结构性的挑战？ DIA调查显示，当前，兼具“医学+基础科学”复合背景的中国研发领导者最为稀缺。

     在DIA梳理的近30个跨国药企、本土大型药企、本土生物科技企业中国研发负责人中，约50%有基础科学研究背景，30%有医学背景，而鲜见兼具“医学+基础科学”教育背景。对比十大跨国药企全球总部研发领导者，约80%的研发负责人有深厚的基础科研背景（如拥有生物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约80%的研发负责人有医学背景（即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并在获取医学博士的过程中经过系统化基础科学训练；并且超过50%的研发负责人有“临床医学+基础科学研究”背景（MD-PhD）（图一）。

图一 我国与全球研发负责人背景对比

      中国研发领导者较少有全面的早期研究与临床开发既往经验。本土药企研发负责人大多经内部体系长期培养后成长为高层领导，本土生物科技企业研发负责人除来自跨国药企和本土大型药企外也有部分来自学术界，而跨国药企中国研发负责人既往经验多围绕特定职能或研发阶段的工作。对比领先跨国药企全球研发领导者，中国研发负责人中具备横跨早期研究与临床开发既往经验的比例较低。 

      早期研究（科学发现、转化医学）经验薄弱和我国生物医学教育体系设置有关。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启动的MD-PhD项目旨在培养能够融合科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的医学科学家。迄今全美已开设超过90个MD-PhD项目，目前在校生规模约为5,400名。自1964年起，NIH推出医学科学家培养项目 MSTP（Medical Scientist Training Program）专项基金，资助全美50%开设MD-PhD的学校，总计已资助超过1万人。在MD-PhD毕业生的研究工作涉及领域方面，约60%与转化研究相关、50%与基础研究相关，为美国的医药创新提供了持续的核心驱动力。相形之下，我国领先医学院的MD-PhD项目大部分开始于21世纪，无论从目前的项目数量、学生规模（各校每年招生人数普遍为个位数），还是学制安排、培养路径上来看，都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在教育理念和评价导向方面，国内的教育和科研评价体系更看重学术成果的短期发表情况（如SCI论文数目），在难以量化衡量的部分（如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价值、学生的转化医学思维培养）重视程度不足。相较于经过单一基础科学或者临床医学训练的毕业生，MD-PhD项目毕业生因其坚实的基础科研经验和系统化的临床医学知识，更易在学术研究中心、大型药企和生物科技企业中担任领导角色，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开展前沿探索，承担重要研发任务。为填补这一人才缺口，需从人才培养的源头环节加以改善。 

      临床开发人才方面，我国同样受到现有医学教育体系的制约。传统医学教育的重心主要放在疾病诊治和临床应用上，对于临床研究相关课程的设置有欠缺，绝大多数医学院校也缺乏临床研究相关专业的学科设置。现状挑战面前，我国领先院校近年来也有可喜尝试，如2013年北京大学设立我国首个临床研究方法学学科；2020年首都医科大学成立临床流行病学与临床试验学系。 

      无论是兼具“医学+基础科学”的复合型人才还是受到系统培训的临床研究专业人员，都需要通过医学教育体系的与时俱进来实现。面对我国医药创新对于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应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体系改革，培养临床研究科学家，建设临床研究的专业化队伍，进而推动临床研究发展，助力医药创新。